还有4天，我在见缝插针的赶读这本书，希望在龙应台到来之前，能对演讲的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

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这书让我越读越不是滋味。是因为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像她所说的那样“被国家机器洗脑，利诱”了？

可是龙女士，你的叙述里又何尝不是带着国军眷属的一厢悲情，隐隐暗示“共军残酷”这样的讯息？

要不然为什么同样是杀人，你一方面特地描述国军将领看着共军的尸体如何黯然流泪，一方面却大费笔墨的渲染共军如何虐待国军俘虏？一方面说“国军也有忠义之士”，一方面对共军的“得人心”却不予置评？——那国军的“忠义之士”，你又怎么知道，不是你所说的“被国家机器洗脑”的一分子呢？

如果你只是从“失败者儿女”的角度，来对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做一个补充，那当然无可厚非。可是你是一个“跨国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说过“国籍对我不重要”的人，不是应该用大江的气度，用大海的深度，给出一个更加客观和公允的评述吗？你花了400天时间行走各地，难道就只听到一方的悲恸，无视另一方的苦痛吗？

“打仗不好”“战争会死人”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在你大段大段的叙述人民如何悲惨，战士如何苦戚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才能不打仗”呢？

书我看了三分之二，看到满眼的尸横遍野，看到无数的妻离子散，可是，我没有看到一丝和解的可能和希望。

所以愚昧如我，直到现在都觉得：尽管残忍，这场战争不可逆转；尽管不堪，这些伤亡无法避免。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段历史如果再来一次，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你能不能告诉我，除了说一句“对不起”以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下面一篇评论是早报网上看到的，心有戚戚焉，遂转之。

==================

爱的责任 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感

来源：联合早报网

在周末的半天时间里，读完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据她说，缘起于她想对儿子叙述一个时代、一段“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的历史，这本书也即是她对儿子的一份“爱的责任”。当然，这本书，也是给每一个中国人的，给每一个关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但，我们能从中读到什么呢？

　　行道树：真实的历史？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无论是血雨腥风，还是繁花似锦，在岁月的起起伏伏里，行道树默默地见证着这一切。也许，它不是故意选择了沉默和失忆，这行道树，不就是历史本身吗？历史不会自己诉说的，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完整地还原历史。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读完全书，在龙女士所给的那“半截山水”里，我确实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惨烈的“蒙住的心跳”，触目惊心的血的历史让我震撼，引我深思，但是，我又觉得，龙女士的这份叙述里好像少了点什么。这样的一个视角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吗？

　　最普通的一年：历史中的1949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从19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中的一百多年里，整个中国都深处于灾难之中，“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

　　上直街九十六号：看历史的视点？

　　上直街九十六号，是龙妈妈美君，一个来自杭州的“烫了头发”的大小姐，魂牵梦绕的家。1959年，为了建造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淳安城被淹没在拦坝蓄水形成的千岛湖下，回来寻根的龙妈妈发现，父亲的坟墓因未照料好也进水了，美丽的千岛湖，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伤心之地，这的确让人痛心。

　　但我想，从另一方面来说，美丽的千岛湖早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景区，当地居民也因此而大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对此，龙女士没有在意，龙女士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从上直街九十六号开始，遍布整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但始终是以被迫逃离大陆的军民或者台湾本土的居民的角度来看的。

　　如果我们要客观的看这场战争，我想，有一个视角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占最大多数的最底层的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在血雨腥风的那个年代，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理想便是救国于危亡，而代表国家的，不仅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国民。

　　而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即使是最底层的农民，也已经解决了温饱，过上了较为幸福的生活，这，应该就是六十多年前很多的理想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目标。尽管，今天的进步和六十年前的战争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历史的发展确实走过了这样一个轨迹。

　　从国家整体的角度应该更能看到中国的进步，“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 这，让我想起即将在年底通车，同样是连接广州和武汉的武广铁路了，武广高速铁路北起武汉新火车站，南到番禺的广州新火车站，全长989公里. 时速达到350公里， 2005年开工建设，2010年建成。

　　不过，对此，龙女士显然是刻意回避的，通读全书，你看不到今天中国大陆的任何成就，也看不到普通的大陆民众对那一场战争的解读。

　　扛著锄头听演讲：国共之争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这是一个国民党的败军之将的反思。

　　“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与之相反，共产党却获得了许多底层民众的支持，不过，龙女士把这归结为“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际，年轻的大学生高兴地欢迎解放军，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忽然，一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对此，龙女士没有评论，但我想，任何一个心系国家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为学生们的行为而感到丝毫奇怪，理想主义者正是以拯救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为己任的，在当时那个民不聊生、社会严重不公的中国，共产党的土改虽有残酷的一面，但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有多么严重，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初的共产党确实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也寄托了广大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切期望，这应该也是在那一场战争中，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我想，龙女士对此也是难以否认的。龙女士的祖母是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但也扛着锄头去听毛泽东的演讲，并参加了农民协会，成为共产党员。

　　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是共产主义还是战争？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在“兵不血刃的长春”，“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这些惨烈的场面，真的是触目惊心。而且，许多这样的历史都被“党”掩盖了，龙女士的这本书，便给了我们看待那段也许我们已经“理所当然”的历史的另一个视角。不过，几千年来，中国人也许早已习惯了集体记忆被删除了。

　　但是，在龙女士所描述的这些悲剧里，我们到底应该控诉的是共产主义还是战争呢？龙女士显然是控诉战争的，但从她有选择性的描述的那些血淋淋的例子里，我们也分明地看出了她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所以她有时就把对战争的控诉与共产主义的谴责合二为一了。

　　作为一个把个性自由和个人权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我深深理解龙女士对共产主义的反感。但我想，对于历史的态度，理性应该重于感性，战争中的悲剧，很多时候是源于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任何一个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的有良知的人，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都首先应该是反战主义者。

　　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历史的责任谁来负？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是的，这个国家早己欠我们太多太多，几千年来，有多少的不公和杀戮！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的三国鏖战，到清代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人口死亡过半？几千年的中国史，是血泪写成的。

　　历史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呢？为六十年前的战争，如果需要说声“对不起”，那该由谁说呢？

　　在叙述为日本人服役的台湾兵的那一章，龙女士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想，在历史的滚滚长河里，所有的人也许都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他们该负这一份责任吗？而且，逝者已逝，今天，我们到底该责怪谁？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不能否认的历史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今天，“反攻大陆”虽早已成为历史，但，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在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要割断与母体的纽带，六十多年前放在台北的这一张中国地图是不是历史在冥冥中要将他们挽留，或者，有一天，他们要给台北的大街彻底改名吗？

　　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看到刚刚入台的衣衫褴褛的国军，岩里政男，即李登辉，这样评论说。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龙女士给李登辉出了这样的评价。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为了迎接要来进驻台南的国军，欢庆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医师吴新荣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同是医师的彭清靠是“欢迎委员会”主任，但是，他们对祖国的热忱，被军阀作风的国军彻底粉碎了，彭清靠从此不参与政治，“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这是不是就是彭明敏成为“台独教父”的理由呢，而龙女士似乎也认为这样的理由合情合理。

　　大江大海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这大江大海到底是什么呢？

　　大江是不是国家呢？江河无论多大，都是一滴滴的水珠构成的。国家再大，也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的自我组成。江流滚滚，波涛汹涌，国家命运的沉浮里，个体的命运是怎么样的身不由己！“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者如此，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者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所思所想，不正是这个国家的“文化”所赋予的吗？几千年的儒家浸润，“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早已深深嵌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大脑，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无数的革命志士便抛头颅，洒热血，选择了“舍生取义”。

　　我们这小小的一滴水，随着汹涌的江流，跨越险滩飞瀑，我们被撞击，被撕扯，终于，随着这江流，我们来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忽然发现，原来，超越了那一条条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江水，还有一片包容一切的大海。我们曾经与江水的豪言壮语，原来都是那样的可笑。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越爱国主义的“ 狭隘”思维，突破地域文化的枷锁，在普遍的人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我呢？这，是不是就是龙女士想给我们的大江大海的启示呢？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沉，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六十年前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台海两边的我们，在今天依然面临着一个难题，一个“千枚飞弹”的沉甸甸的残酷现实，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呢？

　　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以海一般的胸怀来对待就可以吗？作为彻底的反战主义者，我是坚决反对两岸兵戎相见、生灵涂炭的。但，就像江河里的一滴水很难离开江河而存在，个人也很难突破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尤其是对国家统一的珍视，早已深深印在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之中，成仁取义的儒家传统也根深蒂固。少数的知识分子可能有超越国家的思维，但要普通大众做到这一点短期内至少是不可能的。而对岸对这一点的忽视将是危险的。

　　六十年的隔绝，使得两岸民众的价值观念渐行渐远。作为以大众的福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现实的历史难题面前，应该有责任去引导民众，如果我们没有智慧解决难题，至少我们有责任去防止灾难的发生，哪怕我们仅仅是山洞里透出来的那一点微弱的烛光。这不就是龙女士所说的“爱的责任”吗？

　　在“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想要公开出版，大概还需时日。所以，这本书的读者群应该主要还是在台湾，面对今天这个沉甸甸的历史难题，台湾的年轻人也更需要深入地了解那一段历史。而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又有一个可以随意使用“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的采访团队，龙女士应该可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广阔开放的胸怀，给台湾的年轻人揭示一段更真实的历史，去纠正一些已有的偏见而不是强化它。但是，龙女士显然没有做到。也许，她根本就没打算这么做。

　　Martin

《联合早报网》